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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7-26 17:28 秦朔朋友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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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8元单价的房子你敢买吗?

  最低28元单价,一套房子总价不过两三千元。当然这是极端价格。大部分房子标价在5、6万/套,有的直接标一万元。按照70平方米的面积计算,单价最低不过一二百元,最高五六百元。甚至有房东表示“房价怎么定,看心情”。

  这样的魔幻现实发生在甘肃玉门。

  玉门隶属于酒泉下的一个县级市,和著名的玉门关距离甚远,是依托油田开发的资源性城市。

  伴随着油田耗尽,在2009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转型城市。曾经的玉门,诞生了新中国第一座油田、第一座石化基地,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里,辉煌一时。还曾有人赋诗盛赞玉门:“苏联有巴库,中国有玉门,凡有石油处,就有玉门人”。

  如今的玉门有两座城区,当地政府主力发展新城区。传闻中的房子集中在老城区。因油田枯竭、石油企业迁移,老城的常住人口从13.5万下降到1.5万,留守的多是老弱病残和下岗失业人员。整座老城区只剩下一盏红绿灯。网上的照片触目惊心:到处是残破的大楼,曾经的百货商场、新华书店也关闭了,公共基础服务几乎不再。据说这里最红火的两个职业,一是收废品,二是替人看管空房间。老城区房屋以每套20到50元“廉租”给留守居民。这些房屋产权不明晰,很多归属于已经搬走的石油管理局,当地居民和政府仅有使用权。这也是房屋“贱卖”的很大原因。

  一座千年古城,划分新旧两大城区。一面是现代化的发展成果,一面是计划经济遗留的结果。这样的城市语境,显示了我们当今时代的印迹与隔阂。

  “资源的诅咒”

  从鹤岗到玉门,正是目前中国“收缩型城市”的一个缩影。

  今年4月,国家发改委首次提到了“收缩型城市”的说法。媒体总结了“收缩型城市”的四大共性:结构危机、大城市周边卫星城、欠发达城市、边境偏远。

  尽管目前只有80个城市出现不同程度的收缩,但同样在中国,还有262个资源枯竭型城市,这二者存在数据的重叠。可以说,大部分资源枯竭型城市正面临“收缩”的尴尬。这符合经济学上说的“资源的诅咒”,也叫“荷兰病”。

  关于矿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,虽然也带来“新兴都市”效应,但更多引发了与矿业资源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,这就叫做“资源的诅咒”。

  荷兰上世纪50年代因发现海岸线盛藏巨量天然气,迅速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,其他工业逐步萎缩。资源带来的财富使荷兰国内创新动力萎缩,其他产业失去竞争力。以至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,荷兰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。这就是“荷兰病”。

  城市资源枯竭、经济萧条、人口流失这些现象在欧美也很常见。在,有一个 “铁锈地带”的统称,特指五大湖传统工业衰退的地区,那里最出名的城市,就是当年的汽车之城,也是“最大的破产城市”——底特律。

  目前,底特律的转型仍在艰难蹒跚。而我国对资源枯竭城市的转型也在探索之中。我们的城市化在发生着什么?一边是大城市的扩张,一边是小城镇的萎缩。二者彼此相关,互为因果。这些资源枯竭、人口流失的小城镇,还有没有机会?

  苏联模式 PK 模式

  著有《城市的精神》一书的贝淡宁教授,曾这样说过:“中国的城市1949年后的前30年采用苏联式的现代化,后30年采用式的现代化。”

  这句话也可以从“空间”上去理解——在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二线大城市,目前走着的现代化道路;而广大的西部内陆三四线小城市,仍保留着“苏联模式”。二者的折叠程度,不亚于在平行宇宙里。

  “模式”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沿海一二线繁华大城市的样子:摩天大楼林立、百货公司云集、数不清的咖啡馆和数不清的科创公司,星巴克里不是谈PC就是谈VC,有中产阶级社区,人们文明有礼。

  国内大部分城市都残存着“苏联模式”规划上的共性,如:

  • 强调利于汽车驾驶的大马路,而不是步行街道的纵横;

  • 实行分区制把居住区和工业区、商业区分开;

  • 在人口暴增时采用“摊大饼”的方式向外扩张。……

  举个例子: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各大城市兴起的“工人新村”,就是“苏联模式”的产物。从选址到社区规划、再到户型设计,工人新村集中体现了当年生产生活的风貌,以及浓厚的集体意识。这些新村有自给自足的菜场、商店、学校等,同一个新村住的也多是同事、熟人,类似一个“熟人社会”。

  比“新村”更极端的是“国企大厂”。当年一些以钢铁煤炭为主的大型国企厂区自办托儿所、小学,甚至还有厂区书店、医院、影院等等,一座厂区就是一个社会,一座小城市。很多70、80后的童年,都是一段有关“大厂”的集体意识。

  “苏联模式”的优点,是对“集体”的强调与归属。这份浓厚的归属感,恰恰是现代大都市所缺失的,现在也显得异常珍贵。这也就可以理解,当媒体对这些资源城市一片唱衰时,为什么还会有一些当地油田、矿业工人在网上发帖,捍卫厂区,要与它荣辱与共。

  这份“集体意识”正伴随我们的“大城市化”“生人社会”日渐消解。

  “模式”、“苏联模式”都有其合理之处。各有利弊,理应互相尊重。就像大城市与小城市,但能否独立存在,各自安好?

  大城越大,小城越小

  独立存在,好像很难。

  与玉门小城人口收缩截然相反的,是西北大城市的扩张。

  在“地广人稀”的西北,五省人口约一亿左右,与一个河南省相当。五省之间的人口流动,是一场此起彼伏的“零和游戏”。哪座城市最强大,人就会往哪里去。于是省会之间,抢人大战愈演愈烈。

  2019年4月兰州落户发布了新规定:凡中专以上学历或相应专业技术职称人员,可到兰州任一派出所办理落户。中专落户,几乎等同于全面放开户口了。兰州,作为甘肃的省会,为什么设立如此低的门槛?因为兰州人口实在太少——375万,不及长三角一个地级市。

  这和西北的“超级明星城市”相比,数字有点难看了。2019年3月,西安市统计局发表公报显示:西安市常住人口正式突破千万。虽然前不久杭州也有破千万的官宣,但西安的意义更大——目前整个陕西省常住人口总量3864.4万(2018年),不足4000万,西安一座城市就占了全省的1/4,西北五省的1/10。

  西安不仅面向省内,虹吸效应还会体现在对周边省份的人口吸附。就像杭州、南京具有对安徽、江西、山东等周边外省有强大的城市吸附力一样。周边即使是省会,也容易“人口失血”。因此,西安获批国家中心城市,是其在西北五省间的地位确定的。今后难免“一家独大”。

  “小城越小,大城越大”,是一个全球现象。有学者提出“赢者通吃”的超级城市化现象:超级城市就像那些收入超高的明星一样,轻松凌驾于普通城市之上。它们拥有最强的创新实力,控制着全球最大份额的资本和投资,并聚集了业界顶尖的金融、媒体、娱乐等创新驱动的高附加值产业。([美] 理查德·佛罗里达《新城市危机》)

  就像公司之间兼并重组,很多无闻的地级市、县级市之间也正在进行“并购”撤市的历程,这些“小城”何去何从?

  小城故事 “小而美”

  几家欢乐几家愁。

  和玉门同属酒泉县级市的敦煌,俨然成为了旅游界的“超级明星”。2018年,敦煌市全年共接待中外游客1077.3万人次,同比增长19.64%;实现旅游收入115亿元,同比增长25.92%,旅游综合效益又创新高。而且敦煌文创也声名远播。仅 2017年,敦煌研究院全年文创产品销售额达1708.3万元。这也是继“故宫文创”之后又一网红文创平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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